
乌鸦在远古时期不仅是神鸟,更是华夏文明中核心的太阳神象征。如今,人们想到乌鸦,第一反应都是厄运、不祥之类的词汇。但至少,在被人类赋予兆应之初在线配资炒股平台,它其实是一种祥瑞。直到先秦文化中,乌鸦都不是坏鸟,而是带着神谕吉兆使命的“神鸟”。
在神话传说中,天上曾经有十个太阳,他们都是帝喾和女神羲和的儿子,帝喾不想让十个儿子无所事事,于是就派给他们一个重大任务:负责掌管人间的晨昏。为完成天帝交予的任务,十个太阳制定了一个计划——每天,仅限一个太阳登上扶桑树看风景,其他九兄弟则匍匐在谷底的甘渊纳凉。于是,人间便有了昼夜之分。

但后来,十个太阳都出来了,强大的热力让人间无法承受,于是尧便命令后羿射日。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,最后只留下了一个。而太阳的原身乃三足乌鸦,所以,信仰太阳神话的人们将三足乌的三条腿用作黎明、正午和黄昏的标尺。但就像太阳被逐一射落一样,神秘性的乌鸦也将在历史中渐渐褪去光环。
乌鸦属于鸦属,目前已知共有46个种,57个亚种。乌鸦是中大型鸟类 ,体长一般在40~70厘米之间,喙为纯黑色,鼻孔完全被硬直的鼻须遮盖;体羽多为黑色或黑白相间,黑色羽毛通常带有紫蓝色的金属光泽;翅长于尾,尾端呈凸状;腿与脚呈纯黑色。

乌鸦为杂食性禽类,受生存条件限制,通常只能吃到动物尸体的腐肉。但,若生存条件允许,它也会吃树上的浆果、地里的五谷以及有害的昆虫。乌鸦的复杂性,决定了它的历史形象并不单一。
《墨子》中有一段乌鸦与周朝勃兴相关的文字记载:“赤乌衔珪,降周之岐社,曰:天命周文王代殷有国。”意思是,周文王讨伐殷商是顺天应命的。因为在那之前,曾有一只三足乌口衔大玉圭降临在周室的祖庙之中,预示上天要将管理人间的权力授予周文王。

在武王伐纣之际,乌鸦又一次应兆而出。《尚书传》曰:“周将兴时,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,武王喜,诸大夫皆喜。”三足乌带着谷种齐聚周王宫的上空,昭示着周王朝乃天命所归。
不仅如此,孔子也曾与乌鸦产生过特别联系。孔子生活的时代,诸侯之间纷争不断,战火延绵。为此,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,寻求诸侯国君对儒家学说的认同与支持。然而,各国国君对于孔子所提出来的仁政理念及道德教化,大多只停留在表面的敷衍,而非内心的真正认同。

说是某日,孔子带着弟子出门狩猎。孔子的仇家收到消息后,便策划了一起暗杀行动,他们在孔子的必经之路设下埋伏,准备以兵匪之祸将孔子及其弟子乱刀砍死。值此危机关头,就在杀手们准备动手之际,一群数不清数目的乌鸦突然从天而降,用鸟喙或爪子攻击杀手们的眼睛,致使他们落荒而逃,孔子及其弟子则转危为安。
乌鸦救孔子,很明显是一个虚构的故事,但借助儒家思想的传播,乌鸦的神性及灵性被世人进一步认可;另一方面,借助来自于乌鸦的神异,孔子也终于成就了“贤如日月”的千古美名。由此也可见当时乌鸦属于神鸟。

可就在乌鸦日益彰显神性之时,有关乌鸦的“恶名”也开始出现,比孔子晚两百年左右出生的屈原,就认为乌鸦是恶鸟,当时屈原认为,楚国要想振兴,必须要联齐抗秦,但他的提议遭到了楚国贵族的强烈反对,屈原愤懑而作《招魂》,结果被楚顷襄王的霉头,进而遭流放江南。
在江南期间,屈原写下诗作《天问》,里面提到:“羿焉彃日?乌焉解羽?”在屈原看来,与太阳互为一体的三足乌是恶鸟,这种说法跟当时主流观点恰恰相反。后羿射日,表面射的是太阳,但死去(解羽)的是三足乌,十个太阳带来的灾难本质上是驮着太阳运行的三足乌不遵规律、不守规范导致的。若将此解释运用到楚国的治乱兴衰中去。屈原实际上想表达的意思是,楚国要避免灾难,就必须远离乌鸦式的人物。

在屈原的《楚辞·涉江》中,屈原将这层意思阐释得更为明确:“鸾鸟,日以远兮。燕雀乌鹊,巢堂坛兮。”意思就是:“贤士远离,小人窃位,这便是楚国将要国将不国的原因。与乌鸦的对立,说明在屈原心中,乌鸦不仅毫无神圣性,恰恰相反,它就是神鸟的对立面,是不祥的恶鸟”。不过,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,以乌鸦为吉兆化身的思想,还是长时间占据着社会的主流。
春秋战国时代邹衍,被尊称为“邹子”,他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,他当时发明了一套“五德终始说”。他说,五德对应五行,即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,形成一套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系统,这套体系影响着王朝的兴复更替。历朝天子都天生自带某种“德行”。

邹衍指出,舜有土德,夏具木德,以此循环反复,则商属金,周属火。这套理论,让统一天下的秦始皇颇为信服,在秦始皇看来,秦朝灭六国,结束了东周以来的纷争,就相应地在五行中留下了“水克火”的行动轨迹,若要国运昌隆,则秦朝理应坐兴“水德”。水德尚黑,所以一切与黑色相关之物,在秦始皇看来都是有利于强化政治合法性和统治基础的象征之物。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,乌鸦得到秦人的喜爱及推崇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乌鸦作为秦朝“水德”意象中的一种鸟类图腾象征,开始被频繁用于行政统治的宣传。
两汉的时候,受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思想影响,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。乌鸦获得时代的特殊光环,被赋予了浓厚的忠孝内涵。成书于两宋间的《尔雅翼》对“乌鸦孝鸟”则有更细致的案例解释:“乌,孝鸟也。始生则母哺之六十日,至子稍长,则母处而子反哺,其日如母哺子数,故乌一名哺公。”

总之,乌鸦作为“孝鸟”的形象一旦确立,“人子孝,孝鸟至”的故事模式,在被孝道思想深刻影响的文献记载中,孝子与乌鸦俨然成为了硬币的一体两面。隋唐时期堪称是乌鸦最高光的时期——它集合了“孝鸟”与“神鸟”的双重属性。
唐宋之际,中国的经济、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后,在南北文化的碰撞中,这种对乌鸦的厌恶情绪逐渐蔓延开来。到了南宋时期,乌鸦便开始沦为不祥之鸟。因为乌鸦是杂食性动物,喜食腐肉,且嗅觉灵敏。只要空气中弥漫着腐败的气息,乌鸦总能敏锐察觉,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成批聚集,分而食之。这样,乌鸦与死亡就不可避免地被捆绑在一起。

尤其南宋自秦桧主政之后,整个国运就一直往下走,当时大量的将士壮烈牺牲,曝尸荒野,又不幸为乌鸦所啄食。在极度凄凉与悲愤的情感交错下,宋人自然加深了对乌鸦的误解与怨恨。乌鸦长久以来被赋予的“神鸦”形象,此刻荡然无存,而代之以黑暗与死亡的象征,令人避之唯恐不及。
辛弃疾在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有一句:“可堪回首,佛狸祠下,一片神鸦社鼓”。这里面的这里的神鸦就是乌鸦,但并非普通的乌鸦,而是在佛狸祠旁因祭祀香火、供品聚集的乌鸦,是辛弃疾词中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。“神鸦”一句,写出了辛弃疾对于北方已非南宋国土的血泪感慨,最是沉痛。可见南宋人已不再相信乌鸦的神圣,反而将丢失山河的耻辱与悲痛全部投射到乌鸦身上。

在清代,清朝皇室帝普遍信奉萨满教,他们认为,他们的祖先布库里雍顺是萨满教神话中三仙女误服红果而孕。给仙女喂服红果的,正是乌鸦。所以,清朝皇帝相信自己是乌鸦的后代,乌鸦具有神性。然而,随着清朝逐渐坐稳天下,这种古老的图腾信仰终因缺乏事实支撑,化为乌有。
时至今日,乌鸦总体还是呈现相对负面的形象。一只小小的乌鸦在线配资炒股平台,历经千年时光,从华夏太阳神鸟、天命孝鸟,一步步沦为不祥之兆,本质上是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变迁、王朝兴衰的情绪投射、文化伦理的迭代更新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它的形象蜕变,不仅是一段鸟类文化的发展史,更是一面映照华夏文明更迭、民众心态变迁的镜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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